来自陌生人的明信片

刀。刀。刀。BE。刀。

幸福的开始

他噩梦做的很多，有的时候惊醒过来，就会抱着我发愣。

我想象中那该是一天清晨，阳光正好照在我们身上。他的脸一直很好看，衬着洁白的晨曦，鬓角下描上黝蓝的阴影：他最近也瘦了不少，睡得不好，心情大概也很糟糕。他用那种眼神望着我总让我不知所措，毕竟那和记忆里的他差得太多了。没有眼镜藏一藏，他满脸都是慌张。

他说他梦见他真的永远见不到我了。即使是他追着我来了，也找不到。

然后我看着他的眼睛红起来，眼泪就一滴一滴往下掉。他那时和小鬼也没什么区别，觉得丢人了就把头埋到我的肩膀上。他会在我耳边轻轻说爱我，那是他为数不多的任性了——他到底还是想要我回答他。

我会回答他。我会说我也爱着你。然后我会吻他。郑重地，庄严地，好像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的那个假教堂里时做的一样——那时候我们是发了誓的。

无论健康还是疾病，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我是认真的。

然后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会在一起。

我最近总在幻想这些不可能发生的事。

加布里埃尔在法国南部的小镇上经营着一间小酒吧。客人不多。正合他意。他一向相信有质量的服务源于有质量的客人——他对于观察他们很着迷。些许占了附近大酒庄的光，来他这喝酒的人多半懂行。无论是赤霞珠还是干邑，看着他们摇晃酒杯念念有词都让人耳目一新。

况且，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也很渴望和他聊上几句。

那天开张的时间还没到，他无事可做，便坐在门口的阳伞下感受着夏日的阳光，手里的抹布漫不经心擦了擦桌子——邮差就在那时到了，跨过门口生锈的邮箱，把几张传单和一个信封塞到了他手里。

“今天又寄来了呢。现在还会写信，还真是古怪。”邮差拉了拉帽子向他搭讪。

“是啊。”一边表达着认同，他还是带着笑意把信封接了过来：“这次是从哪里寄过来的？”

“日本。”邮差答道。

加比挑了挑眉毛，把信封撕开了：“看来他们已经回去了。”

他从信封里拿出了一张明信片，背面是成片成片的樱花海，娇艳可爱，几乎能从纸片上闻到香气。“日本啊，我也想去看看。”邮差感慨着，“我每天跑那么多地方，到底还是在这个小镇上转圈。”

然而加比没有答话，只是看着明信片上的内容愣了神。工整的法文一行行下去看不清，但是赤红的公章却分明是几个汉字。邮差有些诧异：“写了什么？”

“……你有什么想要的纪念品吗？”加比岔开了话题，“我可能要去一趟日本了。”

他一边说，一边就站起身来，向酒吧内走去。身后的邮差莫名其妙：“你要关店吗——是谁寄来的啊？”

“——一个客人。名字我也不会读。”

“那你这是要去哪？”

“参加他的葬礼。”

加比所说的客人是几个月前偶然光顾的——日本人。明明是男人，却漂亮得让人过目难忘。加比见过的美人也不少了，可他始终忘不了那男人的眼神。他找不到形容词，却不断地想起波德莱尔形容太阳的诗——“它像诗人一样地降临到城内，让微贱之物的命运变得高贵。”

那时他极其渴望和他聊上几句，而他也确实如愿以偿了。如他所料，这样的人物品味也不凡，只不过他喝得很少。当他去问是否不合他口味的时候，他只是低低笑了，用流程的法语回答他生了病。

加比不是没有预感，毕竟非要给他的美貌挑些刺，那就是他有点过于瘦了。

带着些许同情他祝福对方早日康复，话题就此打开了。加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只不过观察客人一贯是他的兴趣。然而他没料到那男人忽然用日语说了很多很多，很平静，但他能注意到，对方有时绷紧了，有时又显得很轻松。

他说了很久，最后又用法语道歉，说他实在想找人聊一聊。但有很多事，他又无法说出口。

加比并没有感到困扰，他甚至想给他一个拥抱：谁又没有一些深藏于心的秘密呢。如果要他做个树洞，那他也可以尽职尽责。

然而那时那男人继续说了。

他告诉加比，自己得了绝症，时间已经不多了。并且，如果他有空，希望可以来参加他的葬礼。

加比沉浸在震惊之中很久，又一个男人找了过来——也是东方人，明显是来找那位病患的。对方果不其然也站起了身，结过帐之后告诉他，来者正在和他一起旅行，算是划掉遗愿清单。

“你们是恋人吧？”加比打量着那个也俊美十足的男人，真诚地赞美道：“很般配啊。”

“谢谢。”那位客人礼貌地笑，向那人走过去，又回了头挥挥手：“我会给你寄明信片的。”

从那以后隔三差五加比就会收到来自那位日本客人的明信片。他们显然在赶时间，几个月里跨过了半个地球。明信片上都是法语，有时长篇大论，有时又只有几句话，不变的是下方日本人惯用的红色公章。加比请人读了，那男人原来是叫御堂孝典。

现在他已经死了。

加比深深叹了一口气，把自己的衣服胡乱收拾进箱子里。他也明白就这样去参加陌生人的葬礼或许有些异想天开，然而若这也是他遗愿的一部分，他又怎么能拒绝呢。

更何况他也有些担心那时站在他身边的另一个男人。相比御堂年轻了很多，戴着眼镜，头发显得有些乱：他看上去比真正身患绝症的人还要来得沮丧，挂着浓重的黑眼圈，一直紧盯着御堂，好像他随时都会消失。

他没法想象相爱的人被迫分离是什么感觉，但他猜测，大概和把自己的一部分放进棺材里烧掉很像。

命运有时太过残酷了。他不由感慨，加紧收拾起行装。

尼斯的火车站

我们现在准备登车了，目的地是巴黎。照实说巴黎我也去过几次了，很漂亮，不过人之将死总想去些新的地方。我以前没来过尼斯，但这里的海滩很美，艺术馆也别有风情。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多待几天，不过我毕竟不是一个人在旅行，总要考虑一下第一次出国门的人的感受。

不过选择火车也算是任性了，即使我剩下的时间不多，还是希望走得慢一点。

我上次或许没有解释得清楚——很抱歉突然说了很多你听不懂的话。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本是日本一家外企的开发部长，后来因为某些原因离职，之后便一直在和佐伯君，也就是上次来接我的那个男人，合作经营咨询公司。不过那都是在我被确诊以前的事了，现在的我已经辞职，在“散心”。

佐伯在我确诊以后就关闭了公司，陪我一起来了。我劝阻过他，但是他一向不听劝。我们现在已经出发两个月，上一站是西班牙。说实话我有点失望——那边的食物实在不合我胃口，原本期待已久的建筑风格也很普通。蒙塞拉特一直阴云密布，至于修道院：人有点太多了。我一直是无神论者，佐伯更不会相信这种东西。不过他倒是在中间的广场上待了很久，一直盯着那个铁丝围成的人头看。

抱歉写了这么多，不感兴趣的话扔掉也没关系。

明信片的背后是法国乡间的风光，有些模糊了，大概因为是火车站的缘故。

巴黎修道院

这个季节不适合巴黎。或者只是我的问题。印象里希腊应该永远阳光灿烂，而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则适合多一些阴影，然而事实总是和理想的相反。虽然圣母院还和从前一样，或许它还能在原地立上几个世纪，只不过是其中的人来了又走。

不过云开雾散也并非没有好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阳光穿透那扇圆形的玫瑰花窗。一地色彩斑斓的影子，形状我看不清。佐伯觉得我头晕了，就硬把我拽回了酒店里。难得看到这么美丽的教堂，他却一直在点蜡烛。还把别人留下的愿望扔到了垃圾桶里。

我想嘲笑他，但我确实是有点头晕了。

在出发之前我曾经列过一个清单，也就是所谓临终之愿吧。全部列完了以后才发现来来回回绕上几个圈，效率实在不高。好在我反正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

在酒店里佐伯跟我大吵了一架。他还是觉得来得及——他说的也对，躺在病床上，插着管子，总能多吊上几天的命。可我着实不想再被捆在床上了。当然现在的我也没精力和他吵回去。我刚张开嘴就吐了一口血。

巴黎的夜景很美，只不过他非要留在酒店里抽烟。

来信还附上了一枚巴黎圣母院的纪念铜币。好像还留着余温。

跨海

离开法国之后我们租了车。佐伯不熟悉靠右驾驶，所以进入英国境内前都是我在开。自然车也是我选的。他不喜欢。不过他也不敢多说什么，出发之前我已经告诉过他了，他那辆车我一直都看不顺眼。

我到现在才发现，其实把自己在想什么说出来原本并不难。早点告诉他，或者他会早点把那辆浮夸的跑车卖了。

不过我又觉得，如果不是到了现在，他又何必在意我怎么想。

泰特的人造太阳

这趟旅行越来越像中年人的黄金周观光了。他也看出了我不满，默默放弃了排那个长队去爬圣彼得大教堂——那上面又没有什么好看的。反倒是教堂外的花园很漂亮。我们去的时候有东方人在那里偷拍结婚照，大拖尾扫在满是泥水的草地上，被人发现时逃跑，飘都飘不起来。

我拒绝再陪他去看那些照相景点，结果我们就去了教堂对面的泰特。我觉得我是故意要他不爽，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会欣赏现代艺术的人——遗憾的是，我也不是。

但出乎意料的是泰特的大厅正在展示的装置艺术，一个人造太阳，挂在大厅上方。英国人显然已经魔怔了。我们看见成群的人带着沙滩毯躺在那个大型灯泡下面。

虽说我们也没资格嘲笑别人。我们也在那坐了一下午。

按说光天化日不是适合坦白的时候，但他却从来不懂审时度势。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却答得很少。他又想起来在瑞士的时候我好像短暂地崩溃了一会，最终连我憧憬的夕阳都没看到。

我还是不想告诉他理由。

原本我们来伦敦是想看狄更斯的故居，结果却莫名买了几张平克弗洛伊德的胶片。我对摇滚乐没有什么研究，出来的时候也不可能随身带着胶片机——所以，虽说有些冒昧，不过我觉得这一张和你的酒吧很合适。

这次的明信片来自美术馆，上面拍的正是人造的温暖阳光。它夹在一个大信封里面，加比从里面拿出了一张黑胶唱片，是平克佛洛依德的《墙》。

爱丁堡的渡鸦

黑死病泛滥的时候爱丁堡的桥桩里埋葬了无数的冤魂，至今还在地底隧道之中徘徊着——我拿到的传单上是这么写的。这里的旅游项目和幽灵牵扯的很深，好像日本传统的试胆大会：我小的时候得过哮喘很难参与这种活动，本来这次想要试试看。况且佐伯对恐怖片好像相当热衷。

不过他坚决拒绝了。他说我现在的身体状况需要早睡早起。

所以我在早上五点把他叫了起来，拉他走进了苏格兰的晨雾里。

这倒是我第一次来苏格兰，如今有点后悔为什么一直避开了这里——或许和苏格兰给日本的印象有关。然而爱丁堡很漂亮，氛围更是别具一格。硬要我形容的话，大概是五彩斑斓的灰色（这种说法或许过于任性了一些）。

时间太早，街上没什么人，我们兜兜转转一阵最后迷了路，天才将将亮起来。厚重的积云永远笼罩着英国的土地，再向下压逼几丈，就落在了我们身上。

佐伯一直拉着我的手，虽然就凭他那点半吊子的口语，他走丢了才麻烦一点。

那时候我们身后响起了凄厉的鸟鸣，纵是佐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也打了个寒颤。回过头我们正看见那只渡鸦漆黑的眼睛，无悲无喜地审视着我们。

它应景地停在一座墓园的铁栅栏上。

哥本哈根市政厅

我原本是想去挪威的。佐伯一直在试图阻止我，他说我怕冷，还说等身体好转了就是去北极他也奉陪到底——他越是这么说我就越忍不住固执己见，尽管我也知道，现在不是看极光的季节。不过我的身体哪还有什么好转的机会。我不太明白他是对癌症末期几个字有什么误解，于是坐飞机的一路都在争执，最后降落在了丹麦，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他把我送回酒店睡了一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他趴在床边哭了。

那副模样实在不适合他，但是我说不出口，最后我答应他，到了德国就回去。

他又惊又喜，问我是不是改了主意。那天我心软的厉害，所以我只摇了摇头。

本来我们在日本共同经营了一家咨询公司，然而刚刚确诊我就辞了职。说起来是有些不负责任，但是我没想到那男人就直接把公司关了。对那些曾经的下属我多少有些愧疚，总想要当面道歉。出来时走得匆忙，有些事若再不做怕是不会再有机会了。

倒是有件有趣的事，我也不知道，我们看起来是不是真的很般配。当时的你也觉得我们是恋人吧。我们在哥本哈根的市政厅时竟然被直接给了号码——那里往来的同性情侣确实不少，个个都是幸福洋溢的表情。或许是我观念过时，以前总觉得婚姻是给家庭的概念加上一层法律的保障，而家庭，多是为了小孩子。这么算下来，同性情侣又有什么必要拿一纸公文证明些什么。

不过看着别人成双成对走出去，突然明白，有权力昭告天下地宣示主权，本身就是婚姻的意义吧。

我还没说话，佐伯就把号码纸条扔掉了，然后强拉着我从市政厅走了出去。他的表情非常煞风景，明明那座金碧辉煌的高堂什么也没做错过。

从法国到日本起码也要坐上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加比选择了便宜的夜航，起飞后不久灯便熄光了。引擎规律的轰鸣将脑中的杂念挤走，那时加比才发觉，自己竟然真的在为一个一面之缘的陌生人远赴重洋。

他想不出理由，只能归结于那个男人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什么样的人，才会在将死之时一派轻松地给毫无干系的旁观者寄来层层叠叠的信件，只为了叙述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并非他不感兴趣，只是这行为本身，更像是一种发泄。

就好像那天他对自己说过的那些话一样。

加比不知道他具体说了什么，事实上醉后在他面前胡言乱语的人他也见了不少，可那男人清醒得过头了。后来加比回想了很多次，只记得他笑容浅得一拨就乱，皮囊下的灵魂似是在苦苦挣扎。

想来该不难理解，他身患绝症，自然要抗争些什么——但从信里读来他放弃得坦坦荡荡，所以他所困扰之物理应是些别的东西。

他有太多想要说给人听的故事，却选了一个听不懂的人来讲。

通常来说，只有坚强到寂寞的人才会这么做，然而他身边分明该有体贴入微的伴侣才对。

或许是关心则乱——加比只能如此推测，他身边的那个人看着也太年轻，何况对他而言，比起理解恋人的处境，恐怕更想把恋人留住。

不过他已经失败了。加比手上拿着的是葬礼的请柬。和之前那厚厚一沓明信片一起保存在剪贴簿里。加比往回翻看，一段人生的尽头记在薄薄的卡片上，最多也只是墨水洇开了些许。

加比一直在想那个已经离开了的人，但先离开的人总归要更轻松。装进棺材里埋进地下，是被留下的上去洒土。

飞机划过太平洋的上空，拖下一条长长的烟幕，将夜空一分为二。

加比已经知道，他们并没有去成德国。御堂的病情骤然恶化，那张明信片从丹麦寄出的当晚，他们就返回了日本。